9月2日下午，和那个泰国同事在10楼的办公室做事。突然觉得身体和椅子都摇了起来，我和泰国人用眼神交流了一下，我们的这次沟通似乎比上次效率高许多，没用语言就心有灵犀的判定这是一次地震...于是我撒腿就跑，到了紧急通道的地方，发现老板早就赶到了那里，混乱的秩序让撤退十分没有艰难，逃到（其实是慢慢的挪）楼底用了大约二十分钟。

   七月十六日晚星期四在雅加达的万豪酒店，我发烧，吃了药愈发的困倦，但是因为周五要飞回新加坡，还是硬撑着身体整理好了行李，洗了个热水澡上床睡觉。允许我在这里定格一下，在进入梦乡失去意识前，我承认自己是个怕死的人。我27岁，刚离开校园不算太久，没有成家，谈不上立业，没房没车；虽然没有什么理想，但是总觉得前途是光明的，还不想这么早死掉。

   七月十七日早上7点55分我睁眼，被同事的电话吵醒，他是个泰国人。他问我有没有觉得大楼剧烈摇动，我说好象是的，他问我该怎么办...我说估计是地震，不用担心，于是我倒头继续睡。虽然困意控制了90%的行为，但是我的大脑还是做了一些简明的分析：1，泰国人真是怕死；2，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贪睡而忽略潜在的生存危机；我突然发现人的生存欲望估计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会比较强烈。

   七月十七日早上8点20分，我打开窗帘看楼下，满街都是被炸飞的玻璃，有几个洋人趴在地上，血流了一地。突然想起之前印度的酒店袭击恐怖分子有上楼残杀住客，赶紧反锁房门；想打个电话给父母，发现手机欠费打不出去；准备开个电视看看有没有现场直播之类，信号被切断...最恐怖的是，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暗喜不用去上班了，接着我对自己的工作态度感到十分失望。

   我发现除了身边的亲人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遗憾；活下去，成了家就失去自由，立了业会更加操劳，买了房子要还房贷，至于解放台湾，关我p事？

   xmas的时候去黄山，不巧遇到大雾，除了眼前的台阶之外什么都看不到，大家都抱怨出行时机不好，无不遗憾万分。当然对我来说，出行遇到倒霉天气是经常的，甚至都快变成正常了，所以也还能忍。把话题扔的再远些，对于我们这些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，遇到时机不好的事情也是习以为常，什么叫“生不逢时” 呢，偶们这代人..

   首先我们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“独生子女”，却又遇到出生高峰。于是，父母们希望我们搞懂他们因“文革”而丢下的学业，舅舅阿姨们希望我们争取到他们因 “上山下乡”而错失的机遇，爷爷奶奶们则希望我们完成他们因战争而没有达到的心愿。这一批背负着沉重历史使命的八十年代生人出现了，带着“独身子女”特有的叛逆，准备开始与其他几千万“独生子女”展开一场无休止的竞争。

   不过似乎我们也要学会看看光明面，历史也不是没有眷顾我们。小时候只有几个工厂零件做玩具，于是我们学会了机械原理；买块糍饭糕不光要付人民币，还要给适额粮票，于是我们学会了数学；夏天为了给西瓜降温，没有冰箱，大家都会将其浸入深井，于是我们学会了物理。没有煤气，看大人每次烧饭花20分钟点燃煤球，于是我们学会了化学。家里常常“屋漏偏逢连夜雨",于是我们写作更富真情实感。

   大约在我们这代人青春期的末期，很多没有来得及谈恋爱的学生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痛恨的女人--时任教育部长陈ZhiLi。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，这个上海女人千方百计的改变高考模式逗百万考生玩。她深受当年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的上海发展模式影响，让高考花样翻新，一会儿3+2，一会儿3+综合，一会儿3+x...女人的善变让我们的青春十分酸楚和彷徨。

   好，终于开始工作了，就当八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准备拿人生的第一笔年终分红的时候，金融危机来了.... 我们用手掌狠狠的搓了一下脸，轻声喊了一句f**k（或者tmd），没有太多的怨恨，遇到时机不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习以为常。就像黄山这永不散去的雾，看不到什么景色还是要走下去。

   八年是不短的时间。国民党用了八年赶走了日本人，共产党用了八年搞了个奥运会，奥巴马用了八年从州议员变成了总统，陈水扁用了八年从总统变成了土城监狱的2630。当我发现别人可以在八年中完成如此多的改变的时候，不禁黯然失望于自己这八年的平淡无奇。嘴巴还是没有吃惯新加坡的食物，身体还是没有适应新加坡的气候，英语口音包含各地特色却唯独没有新加坡的痕迹。我似乎有意将自己与新加坡隔离，改变甚少，唯一的变化是我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整天抱怨新加坡了。

  懒了很久...只见奥运都办完了，毒奶也都撤了，连股票都快跌没了，自己的blog却是纹丝不动。
  但是对台湾朋友的满腔感激终归要有个表达，虽然台湾行的记录不很完整，但仍然应该找机会表达一下对Avril, Marty 和 Alice的感谢。
  值得强调的是在avril家的民宿白吃白喝了一整天，有机会体味传说中的“台湾民宿”。